1950年10月，辽宁安东鸭绿江边，彭德怀接到中央军委命令，率部入朝作战。那时的新中国刚成立一年，国内百废待兴，朝鲜战火却已经逼近国门。志愿军面对的不是普通对手，而是拥有制空权、海上力量和现代化装备的“联合国军”。
抗美援朝战争中，志愿军领导层并非始终只有一套班子。随着战局变化，人员不断调整，既有负责总体指挥的司令员，也有分管作战、兵团建设和后方勤务的副司令员。后来被合称为“八位正副司令员”的彭德怀、邓华、杨得志、杨勇、陈赓、宋时轮、韩先楚和洪学智，正是在不同阶段承担了重要职责。
彭德怀是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，也是这支部队的核心指挥者。第一次战役前，他没有把希望寄托在装备对抗上，而是抓住敌军冒进、兵力分散的空隙，组织部队突然出击。第二次战役中，志愿军又利用诱敌深入和迂回穿插，迫使美军仓促南撤。
彭德怀在朝鲜战场的作用，不只是制定战役计划，更在于把各部队拧成一股绳。1952年4月，他因身体原因回国，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。1955年9月27日，彭德怀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，位列十大元帅之中。
邓华长期担任彭德怀的重要助手，先后任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，并在彭德怀回国后代理司令员兼政治委员。他对美军可能从朝鲜中部海岸实施登陆的判断，后来被仁川登陆所验证，说明其战场分析相当敏锐。
邓华在朝鲜战争后期主持过重要作战，尤其重视阵地防御和战术反击。上甘岭战役期间，志愿军依托坑道和坚固阵地，顶住持续炮火打击。1955年，邓华被授予上将军衔。与他同列上将的，还有杨得志、杨勇、宋时轮、韩先楚和洪学智。
杨得志率第十九兵团入朝后，参加了第五次战役。战局转入阵地战，他把注意力放在部队防护、坑道构筑和火力组织上。1952年起，他担任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，后来接替邓华主持军事工作。杨得志的军衔为上将，授衔时获得一级八一勋章、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。
杨勇到朝鲜较晚，却赶上了决定战局的关键阶段。1953年4月，他接任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。同年7月，金城战役打响，志愿军集中优势兵力突破南朝鲜军防线，重创其多个师，扩大了停战谈判的有利条件。杨勇也因此战成名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。
陈赓的经历很特别。1950年，他曾奉命赴越南协助抗法斗争，随后转赴朝鲜。由于旧伤影响，他一度回国休养，但伤情稍有好转便重返战场。陈赓后来参与志愿军指挥和军事工程建设，特别重视坑道防御。1955年，他被授予大将军衔，是八人中军衔仅次于元帅彭德怀者。
宋时轮率第九兵团入朝，参加长津湖地区作战。严寒、冻伤和补给困难，给部队造成极大考验，但第九兵团仍牵制了美军陆战第一师等部队，为东线战局争取了时间。宋时轮回国后转入军事教育，担任总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，1955年获授上将军衔。
韩先楚以果断善战著称，曾参与指挥第一次至第四次战役。第二次战役中，三十八军在松骨峰、价川一线奋战，穿插部队切断敌军退路，三十八军由此获得“万岁军”称号。韩先楚后来担任志愿军副司令员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。
洪学智负责的战场，往往在炮火之外。作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后方勤务司令部司令员，他要解决的是粮食、弹药、药品和兵员补充如何穿过敌机封锁线。分段运输、夜间行车、物资分散储存，以及隐蔽工事建设，都是在空袭压力下形成的办法。
有人问过：“没有制空权，后勤怎么保障？”洪学智的回答很朴实：“办法总比困难多。”这类话虽未必是正式记录，却符合当时后勤工作的实际逻辑。1955年，洪学智被授予上将军衔。1988年恢复军衔制度后，他再次被授予上将军衔，成为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唯一两次获得上将军衔的将领。
因此，八人的授衔结果十分清楚：彭德怀为元帅，陈赓为大将，邓华、杨得志、杨勇、宋时轮、韩先楚、洪学智均为上将。军衔有高低，职责却各不相同；有人统筹战役，有人建设阵地，有人守住运输线，共同构成了志愿军指挥体系中不可替代的八个支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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